1978年5月11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“本报特约评论员”文章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

本报记者 董国梁 摄

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

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，极“左”思想被逐渐抛弃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序幕终于在1978年最后几天拉开……

　　1978年的报纸，如果要说出10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，“四人帮”、“揭批运动”、“大寨”、“真理”一定能登上排行榜。

　　“真理”这个词出现的虽然晚一些，但越到后来越密集，最后终于形成一场“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”——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问题，它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……

　　和全国人民一样，两千多万陕西人早早就感受到了变化，而对于领导层来说则面临新的困惑。一方面，大家很想把陕西的“国民经济尽快地搞上去”，另一方面又经常会在“方针路线问题”上陷入困扰。

　　当年《陕西日报》一篇社论曾明确指出：“和许多兄弟省区比较，我们的工作是缓慢了，落后了。”这一评价无疑有一定时代背景，因为即使到了6年后的1984年5月，当时的陕西省委还在强调“要继续清‘左’”。

　　“‘左’是不会犯太大错误的，而‘右’则可能变成反革命，所以求稳的干部往往选择‘宁左勿右’。”30年后，曾经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西安交通大学退休教授刘克鉴说。

　　农民的架子车 收还是放

　　1978年，陕西出台过一个文件（陕发<78>87号），很有点“物权法”的意思，它明确农民自己出钱购买的架子车，生产队不应收归集体所有。“那时候，人们‘一大二公’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，私人拥有生产工具被认为是资本主义，所以一个架子车的问题都要省委发文。”曾任《陕西日报》总编辑、年近八旬的延安时期老报人张光解释。

　　这份文件的标题是《印发<关于架子车的调查>》。《关于架子车的调查》本是眉县县委搞的，当年9月14日，省委向全省印发了这个文件。

　　据眉县马家镇马家村二组老人赵建荣讲，架子车出现在1960年左右，当时农民攒下几年卖猪的钱——90多元才能买一辆架子车，“生产队送粪、交粮、拉土，社员跟集赶会、买卖猪羊、转送病人、老人看戏、走亲戚都离不开它。”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后，受极左路线的影响，私人购买的架子车全部被生产队收回，成为集体所有财产。“当时上面的说法是，有架子车的人和无架子车的人比，挣的工分太多，出现贫富不均的‘两极分化’。”

　　赵建荣介绍说，生产队收回架子车后，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了。因为车子是生产队的，大家都不爱护，车胎跑气、辐条断了都不管，结果损坏的车子一天比一天多，后来两三个人专门修车都修不过来。到了1971年，生产队实在没法管，就用抓阄的方法把车子分给个人。

　　《关于架子车的调查》一文详细介绍了架子车收回前后的利与弊，全文惟一可以算作调查结论的只有这样一句话，基层干部和群众“给调查组的同志一再叮嘱：你们给上级汇报一下，架子车千万收不得！那是一条瞎瞎政策！”“那时写文书有一个技巧，就是用群众的观点表达自己的思想——是群众不让收架子车，不是县委的意见——这样报告即便有点问题，追究下来也可以拿群众挡一下责任。”时任眉县县委政策研究室研究员朱安禄说。

　　眉县县委这份调查报告到了省委第二书记王任重手中时，他很快批示：“这个调查材料很好，很有说服力。它说明，怕两极分化是毫无根据的。应当明确规定，架子车永远不收归集体所有，集体应当把注意力放在机械化上来。”

　　几天后，这份调查报告以省委文件的形式下发至全省所有公社。至此，陕西几千万农民终于名正言顺有了自己的第一份“私有财产”——架子车。

　　“相当多同志余悸未除”